穿到六零边疆当校长 第128节（2 / 4）
陈远疆在门口停住脚步，回头看她，眼神深邃：“舒染，你不是一个人在往前走。”
门轻轻合上。舒染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的波澜平复了许多。
第二天，舒染照常去教育科上班。她神色如常，甚至比平时更沉静几分。她先去找了孙处长，将昨晚整理好的材料目录和关键部分交给他看，并汇报了刘老师被带走的事情。
孙处长听完，脸色凝重，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工作组是上边直接派的，绕开了师里。我也是刚得到确切消息。”他看向舒染，眼神里有关切，也有审视，“舒染，你的工作我是肯定的。但这次风向不对，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处长。”舒染平静地说，“材料都在这里，我接受一切考验。”
一整天，教育科的气氛都有些微妙。吴建国几次想凑过来打探消息，都被舒染不冷不热地挡了回去。其他同事看她的眼神也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同情、担忧、幸灾乐祸，兼而有之。
舒染一概不理，只埋头处理手头积压的日常事务，联系各个教学点了解情况，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直到下午快下班时，两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生面孔出现在了教育科门口。
“哪位是舒染同志？”
科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舒染身上。
舒染从座位上站起身，脊背挺得笔直：“我是。”
“我们是xxxx工作组的。”那人亮了一下证件，“关于教学点教材问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工作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师部招待所最里面的一间套房。窗帘拉着，光线有些昏暗，舒染一走进去就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负责问话的还是那个为首的中年人，姓李，旁边坐着一个负责记录的年轻干事。
问话开始了。问题极其细致，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紧紧围绕着舒染编写的教材内容。
“舒染同志，请你解释一下，在《实用扫盲读本（牧区版）》第三课，为什么选用‘如何识别毒草与牧草’作为教学内容？这一篇的思想性思路是？”
舒染神色不变，语气平和：“李组长，这份教材是针对牧区一字不识的成年牧民和流动性强的牧区儿童设计的。识别毒草和牧草，是他们在放牧生产中最直接、最迫切需要的知识。让他们学会认写这些字词，能直接避免羊群中毒死亡，减少财产损失。我认为，让群众掌握保护自身财产、发展生产的技能，本身就是体现我们制度优越性、巩固边疆建设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李组长盯着她，没说话。旁边的记录员飞快地写着。
“那么，关于这首《牧羊小调》，”李组长翻到另一页，“基调是否过于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否还能加入更鲜明的革命元素？”
“这是流传在牧区的传统民歌，孩子们耳熟能详。”舒染回答，“我们用熟悉的调子填入新词，教他们认识生字，更容易被接受。扫盲初期，兴趣和接受度是关键。如果一开始就灌输过于生硬的内容，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计划在学员有一定基础后，再逐步加入更有思想深度的内容。”
“逐步加入？也就是说，你认为思想教育可以逐步？而不是放在首位？”
舒染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缩：“李组长，我认为对连基本汉字都不认识的群众来说，先让他们体会到学习文化有用，能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他们才会愿意坐下来听我们讲道理。如果连最基本的沟通工具都缺乏，再崇高的思想也无法有效传递。我坚持认为，在边疆牧区这样的环境，实用性是扫盲工作能够开展下去的基石，也是最终实现思想引领的前提。”
她的回答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每一句都紧扣着“边疆”、“牧区”、“生产实际”这些关键词，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锚定在“巩固边疆、服务群众”的大方向上。
问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问题越来越刁钻，试图从各个角度找到什么证据一般。
舒染始终沉着应对。她对教材编写的每一个字都了然于胸，对教学点的实际情况如数家珍。她不断引用牧民和连队职工的反馈，用实在的例子证明她的方法有效，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当李组长拿出一份据说群众举报信，举报内容说她编写的教材误导青少年时，舒染反而挺直了背脊。
“李组长，我不知道这封举报信来自哪位群众。”舒染的情绪稳定，“但我可以提供红星岩牧业队、以及我所负责的其他十几个教学点，近百名学员和家属的签字，他们可以证明，通过学习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这叫误导，那什么才是引导？是让他们继续当睁眼瞎才对吗？”
她的目光直视李组长：“或者，领导们可以亲自去这些教学点走一走，看一看，听听真正的基层群众是怎么说的。看看他们是因为学了几个字就变修了，还是日子过得更明白、对祖国更感激了？”
李组长显然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文静秀气的年轻女人，如此有魄力，思路如此清晰，每一句话说得滴水不漏。
李组长又问了句：“舒染同志，你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质疑吗？” ↑返回顶部↑
门轻轻合上。舒染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的波澜平复了许多。
第二天，舒染照常去教育科上班。她神色如常，甚至比平时更沉静几分。她先去找了孙处长，将昨晚整理好的材料目录和关键部分交给他看，并汇报了刘老师被带走的事情。
孙处长听完，脸色凝重，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工作组是上边直接派的，绕开了师里。我也是刚得到确切消息。”他看向舒染，眼神里有关切，也有审视，“舒染，你的工作我是肯定的。但这次风向不对，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处长。”舒染平静地说，“材料都在这里，我接受一切考验。”
一整天，教育科的气氛都有些微妙。吴建国几次想凑过来打探消息，都被舒染不冷不热地挡了回去。其他同事看她的眼神也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同情、担忧、幸灾乐祸，兼而有之。
舒染一概不理，只埋头处理手头积压的日常事务，联系各个教学点了解情况，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直到下午快下班时，两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生面孔出现在了教育科门口。
“哪位是舒染同志？”
科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舒染身上。
舒染从座位上站起身，脊背挺得笔直：“我是。”
“我们是xxxx工作组的。”那人亮了一下证件，“关于教学点教材问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工作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师部招待所最里面的一间套房。窗帘拉着，光线有些昏暗，舒染一走进去就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负责问话的还是那个为首的中年人，姓李，旁边坐着一个负责记录的年轻干事。
问话开始了。问题极其细致，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紧紧围绕着舒染编写的教材内容。
“舒染同志，请你解释一下，在《实用扫盲读本（牧区版）》第三课，为什么选用‘如何识别毒草与牧草’作为教学内容？这一篇的思想性思路是？”
舒染神色不变，语气平和：“李组长，这份教材是针对牧区一字不识的成年牧民和流动性强的牧区儿童设计的。识别毒草和牧草，是他们在放牧生产中最直接、最迫切需要的知识。让他们学会认写这些字词，能直接避免羊群中毒死亡，减少财产损失。我认为，让群众掌握保护自身财产、发展生产的技能，本身就是体现我们制度优越性、巩固边疆建设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李组长盯着她，没说话。旁边的记录员飞快地写着。
“那么，关于这首《牧羊小调》，”李组长翻到另一页，“基调是否过于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否还能加入更鲜明的革命元素？”
“这是流传在牧区的传统民歌，孩子们耳熟能详。”舒染回答，“我们用熟悉的调子填入新词，教他们认识生字，更容易被接受。扫盲初期，兴趣和接受度是关键。如果一开始就灌输过于生硬的内容，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计划在学员有一定基础后，再逐步加入更有思想深度的内容。”
“逐步加入？也就是说，你认为思想教育可以逐步？而不是放在首位？”
舒染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缩：“李组长，我认为对连基本汉字都不认识的群众来说，先让他们体会到学习文化有用，能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他们才会愿意坐下来听我们讲道理。如果连最基本的沟通工具都缺乏，再崇高的思想也无法有效传递。我坚持认为，在边疆牧区这样的环境，实用性是扫盲工作能够开展下去的基石，也是最终实现思想引领的前提。”
她的回答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每一句都紧扣着“边疆”、“牧区”、“生产实际”这些关键词，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锚定在“巩固边疆、服务群众”的大方向上。
问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问题越来越刁钻，试图从各个角度找到什么证据一般。
舒染始终沉着应对。她对教材编写的每一个字都了然于胸，对教学点的实际情况如数家珍。她不断引用牧民和连队职工的反馈，用实在的例子证明她的方法有效，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当李组长拿出一份据说群众举报信，举报内容说她编写的教材误导青少年时，舒染反而挺直了背脊。
“李组长，我不知道这封举报信来自哪位群众。”舒染的情绪稳定，“但我可以提供红星岩牧业队、以及我所负责的其他十几个教学点，近百名学员和家属的签字，他们可以证明，通过学习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这叫误导，那什么才是引导？是让他们继续当睁眼瞎才对吗？”
她的目光直视李组长：“或者，领导们可以亲自去这些教学点走一走，看一看，听听真正的基层群众是怎么说的。看看他们是因为学了几个字就变修了，还是日子过得更明白、对祖国更感激了？”
李组长显然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文静秀气的年轻女人，如此有魄力，思路如此清晰，每一句话说得滴水不漏。
李组长又问了句：“舒染同志，你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质疑吗？”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