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到六零边疆当校长 第140节（2 / 4）
舒染面上不动声色：“谢谢组长提醒。我会注意的。吴教授指导的主要是手册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法，核心内容始终是我们边疆基层的实践总结。”
李卫国干笑两声：“那就好，那就好。你心里有数就行。”说完，端着茶杯又踱回了自己的座位。
舒染低下头继续修改稿子。
经过数月废寝忘食的奋战，手册的修订稿终于完成。舒染仔细誊写清楚，附上一封详细的说明信，寄往首都吴教授处。
随后的日子她照常工作，但心思总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揣测着吴教授对修订稿的评价，担忧着出版事宜是否顺利。
一个月后，吴教授的回信终于到了。信很厚。
舒染屏着呼吸拆开信封。
吴教授在信中对她的修订工作给予了正面评价。他告知，已将书稿推荐给他相熟的一家国家级教育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初步审阅后兴趣很大，已进入进一步的阶段。
喜悦冲散了连日来的疲惫和焦虑。
舒染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领导们当即指示办公室行文，以兵团的名义向出版社发函，表示对出版工作的全力支持。
消息在局里传开。祝贺的声音更多了，但舒染也察觉到一些目光变得更加复杂。
有些同事见到她时，笑容愈发夸张，言语间透着恭维。
宣委办的主任在一次偶遇时，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小舒啊，要出版著作了？这可是大事，以后说话做事，更要谨言慎行喽。”
舒染没说什么，只是淡然一笑。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书籍面世的那一刻才能落地。
又过了两个月，出版社的正式出版合同寄到了教育局。韩局长亲自召集了干部开会，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将手册出版列为局里本年度的重点宣传工作之一。
也就在合同签订后不久，第一波争议出现了。
一天，舒染被叫到局长办公室。周书记也在，脸色不太好看。
“舒染同志，”周书记开门见山，将一份内部通讯稿推到她面前，“你看看这个。”
舒染拿起一看，是一份来自某个东部省份教育部门的内部交流材料，其中有一段不点名地提到了“近期某些来自边疆地区的教育经验总结，过分强调条件的特殊性，存在忽视和淡化教育普遍规律的倾向，值得警惕。”
虽然没有点名，但指向性十分明确。
“你怎么看？”周书记盯着她。
舒染放下材料，神色平静：“周书记，我认为这份材料的批评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误解。我的手册通篇强调的，正是在特殊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让教育贴近群众。我们并没有否定普遍规律，而是在探索的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如果连最基本的文化知识都无法有效传递，所谓的思想引领就可能无法推动。”
在领导看来，她的回答有理有据。
韩局长在一旁点了点头，接口道：“书记，我看小舒说得对。部分人不太了解我们边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被这种声音干扰。”
周书记脸色稍缓，但还是叮嘱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既然出现了这种议论，说明手册出版后，肯定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声音。舒染同志，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他着重强调道：“如果这本书真的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到时候的议论，可能就不止于此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染的心情有些沉重。她知道上级的担忧并非多余。这根植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理念的碰撞，绝非轻易能够调和。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推进着。舒染与那边的编辑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长途电话沟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打磨。编辑对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其填补了国内在边疆及贫困地区基层教育实践指导方面的空白，但也委婉地提醒，书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提法，可能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发讨论。
“讨论”，这个词用得含蓄，但舒染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期间，她收到了吴教授的另一封信。吴教授在信中透露，出版社计划在书籍出版后，组织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邀请部分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以期扩大影响。同时，他也提醒舒染，随着书籍出版日期的临近，一些潜在的争议可能会提前出现，让她稳住心神，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
果然，不久后，在一份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类报纸上，出现了一篇署名文章，讨论“基层教育经验总结的规范化与科学性问题”。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舒染的手册，但多处引用了类似她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基层探索固然可贵，但警惕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 ↑返回顶部↑
李卫国干笑两声：“那就好，那就好。你心里有数就行。”说完，端着茶杯又踱回了自己的座位。
舒染低下头继续修改稿子。
经过数月废寝忘食的奋战，手册的修订稿终于完成。舒染仔细誊写清楚，附上一封详细的说明信，寄往首都吴教授处。
随后的日子她照常工作，但心思总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揣测着吴教授对修订稿的评价，担忧着出版事宜是否顺利。
一个月后，吴教授的回信终于到了。信很厚。
舒染屏着呼吸拆开信封。
吴教授在信中对她的修订工作给予了正面评价。他告知，已将书稿推荐给他相熟的一家国家级教育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初步审阅后兴趣很大，已进入进一步的阶段。
喜悦冲散了连日来的疲惫和焦虑。
舒染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领导们当即指示办公室行文，以兵团的名义向出版社发函，表示对出版工作的全力支持。
消息在局里传开。祝贺的声音更多了，但舒染也察觉到一些目光变得更加复杂。
有些同事见到她时，笑容愈发夸张，言语间透着恭维。
宣委办的主任在一次偶遇时，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小舒啊，要出版著作了？这可是大事，以后说话做事，更要谨言慎行喽。”
舒染没说什么，只是淡然一笑。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书籍面世的那一刻才能落地。
又过了两个月，出版社的正式出版合同寄到了教育局。韩局长亲自召集了干部开会，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将手册出版列为局里本年度的重点宣传工作之一。
也就在合同签订后不久，第一波争议出现了。
一天，舒染被叫到局长办公室。周书记也在，脸色不太好看。
“舒染同志，”周书记开门见山，将一份内部通讯稿推到她面前，“你看看这个。”
舒染拿起一看，是一份来自某个东部省份教育部门的内部交流材料，其中有一段不点名地提到了“近期某些来自边疆地区的教育经验总结，过分强调条件的特殊性，存在忽视和淡化教育普遍规律的倾向，值得警惕。”
虽然没有点名，但指向性十分明确。
“你怎么看？”周书记盯着她。
舒染放下材料，神色平静：“周书记，我认为这份材料的批评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误解。我的手册通篇强调的，正是在特殊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让教育贴近群众。我们并没有否定普遍规律，而是在探索的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如果连最基本的文化知识都无法有效传递，所谓的思想引领就可能无法推动。”
在领导看来，她的回答有理有据。
韩局长在一旁点了点头，接口道：“书记，我看小舒说得对。部分人不太了解我们边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被这种声音干扰。”
周书记脸色稍缓，但还是叮嘱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既然出现了这种议论，说明手册出版后，肯定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声音。舒染同志，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他着重强调道：“如果这本书真的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到时候的议论，可能就不止于此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染的心情有些沉重。她知道上级的担忧并非多余。这根植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理念的碰撞，绝非轻易能够调和。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推进着。舒染与那边的编辑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长途电话沟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打磨。编辑对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其填补了国内在边疆及贫困地区基层教育实践指导方面的空白，但也委婉地提醒，书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提法，可能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发讨论。
“讨论”，这个词用得含蓄，但舒染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期间，她收到了吴教授的另一封信。吴教授在信中透露，出版社计划在书籍出版后，组织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邀请部分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以期扩大影响。同时，他也提醒舒染，随着书籍出版日期的临近，一些潜在的争议可能会提前出现，让她稳住心神，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
果然，不久后，在一份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类报纸上，出现了一篇署名文章，讨论“基层教育经验总结的规范化与科学性问题”。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舒染的手册，但多处引用了类似她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基层探索固然可贵，但警惕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 ↑返回顶部↑